探索应用型大学建设的中国方案

原标题：探索应用型大学建设的中国方案

【思想汇】

推动部分本科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变，是当前中国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这一战略的实施，需要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更需要基于本土情境和现实问题建构制度框架与策略措施，探索应用型大学建设的中国方案。

应用型大学建设的中国情境

应用型大学的出现与发展始于近代欧美国家。19世纪中期之前，由于接受大学教育的人群主要是有闲阶级，大学的目的更多地集中于理智训练和道德养成，很少关注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19世纪中后期，为回应产业结构转型和新兴阶级的教育需求，城市大学、专科大学、赠地学院等欧美应用型大学才得以出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促进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并实现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的转型，欧洲国家出现了以专业技术教育为主的新型应用型大学，即“应用技术大学”。

中国建设应用型大学，有与欧美国家发展应用型大学相似的原因，即解决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扩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短期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毕业生就业问题。可与此同时，人力资源市场却显示，众多企业找不到所需的人才。这一矛盾的根源便是大学培养的人才与产业需求不适应，人才培养存在结构性失衡——学术型人才过剩而应用型人才严重缺乏。

中国建设应用型大学，更有自身独特的情境：

情境之一，中国应用型大学的建设，是在政府强力推动和市场相对乏力的环境中开展的。事实上，欧美应用型大学的发展也多是由政府推动的，如美国联邦政府积极推进赠地学院的建设，英国政府主导了多科技术学院的发展，德国、芬兰等国家政府在应用技术大学发展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政府积极推动的同时，市场也发挥了调节作用，并助推了欧美应用型大学的发展。与欧美不同，由于行政化的制约，中国绝大多数大学长期以来并没有积极获取市场需求的能力甚至意识，市场需求不能及时反映在其发展规划和行动上。

情境之二，中国应用型大学的建设是通过转型而非新建大学来推进的。欧美应用型大学的建设，大致有新建、合并升格中等专业或职业学校两条路径。而中国应用型大学的建设，则是通过“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转型”来推进的。之所以选择“转型普通本科高校”而非新建大学或“升格高职院校”的路径，原因可能有三：一是中国大学的数量已能满足公民的高等教育需求，无需再新建大学；二是高职院校条件不成熟且容易引发新一轮大规模的更名升格竞赛；三是政府希望通过转型部分高校进而引发所有本科高校的组织重构，强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意识和能力。

应用型大学建设的中国挑战

基于中国情境开展的应用型大学建设，遭遇了比国外更多的挑战，体现在认识和观念、体制与管理、师资与课程等方方面面。在此，仅就其中三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加以分析。

技术标准缺失。依据教育部2017年发布的《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应用型大学被明确地界定为与研究型大学、职业技能型院校并列的一类高校。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分类体系构建的重大进展，但应用型大学的定位、发展目标及评价标准等是不明确的。以院校设置标准为例，《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为包括转型院校在内的普通本科高校提供了基本的建设标准。但这些标准基本上是学术导向的，在其框定下，相关转型院校仍会沿着学术型院校发展的轨道趋同发展。缺乏基本的技术标准，应用型大学的建设就没有具体目标，相关院校的转型发展也就没有了依据。

发展动力不足。依照国家相关规划，多数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要转为应用型大学。这必须靠相关院校的积极行动才能落实，但一些院校的转型动力并不足，存在被动参与、观望徘徊的现象。有些院校虽主动参与，却并非源于办学转型的内在诉求，而是为了获取相关政策红利。这既与文化传统、高等教育体系架构有关，又是组织惯性使然。中国有“重学轻术”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映射到高等教育体系建设上，形成了研究型大学处于金字塔顶端而应用性、职业型院校处于下层的等级结构。这些是外部原因，组织惯性则是相关院校动力不足的内因。相关院校多是在扩招背景下合并升格而成的，其目标是争取迈入教学研究型甚至研究型大学的行列。经过一二十年的努力，它们已经积聚了一定的学术资源，转型意味着断裂式变革，之前的惯性和积累使其在变轨时缺乏主动性。欧美应用型大学建设初期与此完全不同。例如，美国赠地学院必须积极服务本州公民的生产生活，才能赢得州政府支持继而生存下去；欧洲应用技术大学本就是专业或职业学校升格而来，有应用型的组织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