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发论文”？赵国屏院士：莫用随意“推理”

 
 
“抢发论文”？赵国屏院士：莫用随意“推理”攻击抗疫勇士  
 

近一两天，在全国上下严防新冠病毒疫情进一步蔓延的当下，网络和部分媒体平台掀起一波“有防控专家在疫情早期罔顾疫情抢发论文”“论文信息与疫情通报信息不一致”的质疑声，矛头直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及该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为此，后者还在1月30日一度被列入微博热搜榜单前列。

截至记者发稿，CDC就网友质疑，对该中心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文章作出官方说明。然而，发表科学论文与疫情防控应如何良好互动，二者之间到底应当建立什么样的联系？《中国科学报》记者就此连线了分子微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国屏。

“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中国科学报》：发表科学论文与服务疫情防控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赵国屏：发表科学论文的目的是总结和交流，当然，它与一般媒体上的交流有一个不同，就是需要经过同行评议。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其“科学性”。

在一个新发传染病出现的时候，有许许多多“未知”摆在从普通“吃瓜群众”到中央领导面前，中间包括了所有相关的专业人员，特别是一线的预防医学工作者即疾控中心工作者，和临床医学工作者即医务工作者面前。

四百年前，英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如何获得指导我们行动的“知识”？靠的就是交流情况，并且“科学地”总结经验。所谓情况，就是第一手数据。但是，它们往往是零散而不系统的，需要专业人员将它们之间的关系“客观”地建立起来（这就有科学性的内涵），成为信息。继而再把信息中的相互作用关系，特别是因果关系通过进一步分析、验证等“科学方法”建立起来，形成比较系统的知识。

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科学研究”的过程。

在一个新型流行病爆发的初期，很多论文是属于预防医学的流行病学总结，或者是属于临床医学的病例总结，这些总结大多对实时实地的疾病防控与诊治有直接的指导或参考价值，是非常需要及时开展交流的。因此，在这么繁忙的时刻，发表论文（包括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是直接为人类健康服务的顶天立地的大事，是应该给予支持和鼓励的。

当然，不应该把发表论文本身作为“目的”，也不应该为了发表论文而妨碍了其他要务，而是应该想到如何让论文更有效地为一线疾控与临床工作者服务，如何通过论文让人民群众更深刻地了解疾病的本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这应该就是科技部要求“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的核心含义吧！

《中国科学报》：发文章是国内外同行交流、讨论，对于集世界之最强大脑处理疫情非常重要，尤其还有个“国际通报”的意义。但现在舆情好像比疫情还难以防控。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局面？

赵国屏：这是因为大家不太理解发表论文与疫情上报及措施发布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新发传染病防控是一个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而人与一般动物不同的关键就在于人是通过“社会”来活动的，而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博弈，是通过“工程”来实施的。因此，新发传染病的防控，就是一个“社会”如何及时获取一定的相关信息，并如何将新的信息与已有知识结合，及时采用相对合理的工程手段来应对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的集成。

对于我们这个14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又处于经济快速从落后走向先进（从“老牛拖破车”到高铁普及是在我这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的）的特殊时期，这个决策的艰难程度，对于上亿可思考的大脑来说，既可能是“可想而知”也可能是“不可想象”的！

我的感觉，我们对新发传染病防控的体制，在2003年之后，虽然有了较大的进步，但是，依然有不少不适应各种新发突发情况的缺陷。而舆论的反映，本质上可以归结到这些缺陷上。因此，我希望在疫情结束之后，我们大家能够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再一次从根本上完善这个体制。

我初步的考虑，就是这个体制必须是“能动”的，不能是“死板”的；必须是“协同”的，而不是“孤立”的。同时，在实施过程中，一定要把“平时”与“战时”联系起来，平时要搞好演练和教育，战时就好办了。